当下的电影业多少有点疲乏，无论是国内还是好莱坞，公允地说，都很久没有一部亮眼的作品出现。
由布拉德·皮特监制和主演的赛车电影《F1》已经是今年最值得看的电影之一，但它只是一部上乘的体育片，文本层面没有太多讨论空间。
时间倒流26年，同样由布拉德·皮特主演，大卫·芬奇执导的《搏击俱乐部》上映。这部电影当年并未获得很好的票房成绩，却在之后靠影碟的销量证明了自己。如演员本·阿弗莱克所说，人们是慢慢才意识到这部片子到底好在哪儿。
两个男人，一个不被允许谈论的俱乐部，如何成为一个永恒的故事？
01.
你需要哪个“我”？
没看《搏击俱乐部》之前，很容易以为布拉德·皮特饰演的泰勒是绝对主角，实际上，由爱德华·诺顿饰演的“叙述者”才是。这也是大卫·芬奇的意图——他希望你到影片最后才意识到，此前跟随诺顿的视角和自白度过的两小时中，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展开剩余92%精神分裂的设定在2025年当然非常俗套，甚至可以视为创作者编不出故事时的懒招，但在1999年，精神分裂还是相当时髦的想法。而讨厌做行活儿的大卫·芬奇，自然不会允许自己拍一个平庸的故事。
他用擅长的悬疑手法带观众进入精神分裂者的世界。影片开端，芬奇抛出的第一个线索是“叙述者”患有睡眠障碍。他经常失眠，有时又突然在陌生的地方惊醒。他去看病，向医生讨要安眠药但遭拒绝，只好听从医生随口一说的建议，去参观癌症患者互助会。
芬奇抛出的第二个线索，是“叙述者”的公寓莫名发生火灾。他冒名参加癌症患者互助会原本十分顺利，通过扮演病患，和陌生的病友交流不存在的痛苦，他居然得到了释放，睡眠一度恢复正常。一年后，他发现一位名为玛拉的女子和他一样假扮患者流窜于各个互助会，“叙述者”讨厌自己的秘法被分享，于是他和玛拉交涉，平分这些互助会，各去各的。
认识玛拉后，“叙述者”又奔波于出差，在一次回程，他遇到了泰勒。他把在飞机上认识的乘客称为“一次性朋友”，而泰勒是最有意思的一个。结果落地到家，他的公寓就被一场火灾烧毁。无家可归的“叙述者”，拨通了泰勒的电话，顺势住进了泰勒破败的家。
芬奇用紧凑的剪辑节奏，让一切戏剧性转折显得顺理成章，以至于观众无暇思考，公寓怎么就被烧了？
当泰勒就是“叙述者”本人的悬念最终被揭开，我们才看出芬奇埋下的伏笔的真正用意——因为泰勒就是“我”，所以玛拉拿到电话号码时，问为什么没写名字；所以在飞机上初遇泰勒时，发现“我们”有一模一样的公文包；所以当“我”、玛拉、泰勒都在家时，玛拉和泰勒从不同时出现。
《搏击俱乐部》显然是把精神分裂用作反转的一个成功范本，芬奇、编剧乌尔斯以及原著作者帕拉尼克，将文本创作的经典技法“不可靠的叙述者”（unreliable narrator）使用得淋漓尽致。
芬奇要告诉观众，诺顿饰演的“叙述者”代表着所有普通人（everyman）——做着狗屁工作，没有生活意义，靠消费主义度日的麻痹者。
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概念下，每个人都有本我（id）、自我（ego）和超我（superego）。心理学学者王芳如此总结这个心理模型：本我，是“潜意识中一大锅沸腾着的亢奋欲念，包括吃的需要、排泄的需要、逃避痛苦的需要，以及更重要的，获取性（生本能）快感和释放攻击性（死本能）的需要。”
本我任性直接，追求即时满足，而自我则是“在现实反复教训之下从本我分化出来的人格部分”。它遵循现实原则，在追求快乐的目标上更理性和慎重，决定着什么该做、什么不该做。
最后，牵制本我和自我的人格部分是超我。超我受外部世界的道德与价值观影响，“体现了个人的良知，用以判断行为正确与否”。人会为自己的某些行为感到愧疚或自豪，就是超我的作用。
以“叙述者”的状态变化为支点，我们不妨把《搏击俱乐部》看作一个三段式故事。没有遇见泰勒前的“叙述者”，是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，在日复一日的狗屁工作中被压抑；遇见泰勒后的“叙述者”受其影响，逐渐释放本我，面对上司、职场展露出攻击性；意识到泰勒就是自己后，超我降临，试图修复本我留下的烂摊子，也就是挽回由搏击俱乐部衍生的恐怖袭击“混乱计划”（Project Mayhem）。
故事的高潮建立在“叙述者”的超我人格与受本我影响的自我人格发生冲突后，而产生的道德焦虑之上。
心理学学者王芳将本我比喻为动物性，超我比喻为神性，自我比喻为人性。觉醒后的“叙述者”为了阻止“混乱计划”，不得不用自杀威胁泰勒。通过彻底的毁灭来夺回理智与对自我的控制权，戏剧化了神性与动物性的撕扯。
但最有趣的是，在“叙述者”意识到自己精神分裂时，他首先想起的是爱——他冲回酒店给玛拉打电话确认彼此的关系，阻止恐袭的主要原因也包括玛拉的安危。
而在备受好评的结尾一幕中，“叙述者”虽然没能阻止爆炸，但他紧握着玛拉的手，一起观看远处的大厦崩塌。度过了黑暗、暴力和超雄的两小时后，让毁灭与爱同时发生，是芬奇想象中最荒诞的结尾。
02.
世纪末的疼痛锦达网
弗洛伊德只是理解《搏击俱乐部》的其中一种框架，实际上，大卫·芬奇把布拉德·皮特饰演的泰勒视作尼采的“超人”（Übermensch）。
尼采活跃于19世纪末，而《搏击俱乐部》拍摄于20世纪末。千禧年犹如一个巨物，横亘在所有人面前，谁都难免会与一百年前的尼采产生相通的困惑与迷茫。
法文“Fin-de-Siècle”专门形容19世纪末的特殊文化氛围，当时的人们面临着颓废（decadence）的时代。随着消费主义、进化论、心理分析以及各种艺术流派的流行，人第一次意识到上帝已死，接下来是虚无。
评论家杨照将“颓废”解释为一切集体、组织、结构都在衰败崩解。如今我们知道，进入20世纪后，迎接人类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。而2000年对20世纪末的人来说，有着类似的兴奋与恐惧。
由泰勒发起的“混乱计划”，从恶作剧一步步发展成恐怖袭击，尤其是大厦崩塌的结局，颇有回应19世纪末颓废时代精神的喻意。但《搏击俱乐部》质疑的时代问题有更具体的名字。它们是IBM、星巴克、宜家，是领导、职场、富人。
泰勒在酒吧地下室传教的名台词说道：
“我们这代人是加油工、服务生、白领奴隶。广告让我们追逐新车新衣服，为了买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而干着狗屁工作。
我们是历史的中间孩子，没有目标也没有位置。我们没有一战，没有大萧条，我们的战争是一场精神战争，我们的大萧条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。我们看着电视长大，以为有一天会变成富翁、影帝和摇滚明星。但我们慢慢知道这不会发生，所以我们非常恼火。”
“我们这代人是加油工、服务生、白领奴隶。广告让我们追逐新车新衣服，为了买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而干着狗屁工作。
我们是历史的中间孩子，没有目标也没有位置。我们没有一战，没有大萧条，我们的战争是一场精神战争，我们的大萧条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。我们看着电视长大，以为有一天会变成富翁、影帝和摇滚明星。但我们慢慢知道这不会发生，所以我们非常恼火。”
简单总结，就是一群电视儿童长大后发现广告里的美好生活都是假的，于是无能狂怒。泰勒对消费主义比中指的方式恶心粗暴，他用医美机构废弃的抽脂脂肪，加工做成肥皂，再卖给百货商店。这种恶趣味几乎像男孩的淘气，不受规训，天真有邪。
事实上，每个人解决温饱后，都有很大概率陷入由社会规范和虚妄诱惑带来的身份危机。
哲学学者约翰·卡格认为，尼采的“超人”思想“促使我们去想象另一个可能的自己，这个自己超越了现代生活中两种悄然统治着我们的力量：社会成俗和自我设限。超越了稳定而不可阻挡的庸常生活，超越了与日常追求如影随形的焦虑和压抑，超越了那些使我们不得自由的恐惧和自我怀疑。”
因此我们看到，作为继承“超人”精神的角色，泰勒是“自由的精灵、自我的征服者、拒绝墨守成规者”。他是被消费主义麻痹的“叙述者”想成为而不敢成为的人——雄性，有卡里斯马；自由，拒绝一切社会规训。
泰勒和“叙述者”一起创办的搏击俱乐部，允许失落的男人赤手空拳地相见。在这个地下室，你被允许使用暴力，释放攻击性，尽情地感受爬满每一寸肌肉的疼痛。癌症团体互助会因为能让人大哭，而实现了情绪释放的功能，搏击俱乐部则进一步将情绪释放升级为身体解放，将压抑的眼泪升华成对命运不公的泄愤。
麻木的反义词是疼痛。很多文化批评都指出消费主义的陷阱，用物质定义自己是虚无的尝试。消费带来的快感，也指向麻木。而正是在匿名的暴力对抗中，失落的男人放下所有社会身份和规训，用拳头打醒对方也打醒自己。
03.
男人电影
《搏击俱乐部》无疑是一部男人电影，男性焦虑无处不在。“叙述者”光顾的第一个癌症互助会就是睾丸癌。巨大的性焦虑使男人团聚，互相哭诉“我们还是男人”。他的第一个“病友“鲍伯不仅切除了睾丸，后续治疗还导致胸部发育，失去男性性征。后来二人因搏击俱乐部再次相遇，鲍伯也不去互助会了，因为打野架更能化解他的男性危机。
但如果电影停留在“如何重振雄风”就不是大卫·芬奇了。进入故事后半段，泰勒募集了越来越多俱乐部成员加入自己的破坏计划，而募集标准是，谁在门口站得足够久谁就能进。通过服从性测试的人，会从“小弟”变成“大哥”。到头来，泰勒只是建了一个超雄兄弟会。失落的男人聚集于此，以为找到了自我，其实只是找到了信仰。
《搏击俱乐部》固然有对男子气概的反思，甚至不乏嘲讽。比如以为找到组织的鲍伯，就在一次破坏行动中被爆头身亡。无法认同成员们将鲍伯的死视作必要牺牲，也是促使“叙述者”觉醒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但这种反思与醒悟需要女性角色的简化来配合。玛拉是这个男人故事中唯一一个拥有全名的女性角色。她的人生哲学“人随时会死，但问题是我还没死”和自由反叛的泰勒互为镜像。只是这种共振只体现在肉体关系上，后来泰勒甚至将她视作破坏计划的威胁。
另外，“叙述者”爱上玛拉的过程也稍显肤浅。主创一心专注于刻画“叙述者”与泰勒之间的张力，两人从建立友谊到关系破裂都有起承转合，而处在“兄弟情”夹缝之间的玛拉，只能作为性伴侣和需要被拯救的女人出现。
虽然玛拉对“叙述者”的爱在整个故事中是萤火虫般的存在，她有着癫狂的魅力，但的确算不上有主体性。说到底，她是“叙述者”觉醒的工具，是他解答自我谜题的线索，因此她的爱必须在场，不容消退。
2019年，《搏击俱乐部》上映20周年之际，《纽约客》刊登了一篇文化评论，讨论那些依旧把《搏击俱乐部》奉为圣经的男影迷。
记者采访了一位约会咨询师，他的很多男性来访者都提及《搏击俱乐部》和《黑客帝国》，因为这两部关于“男性觉醒”的经典电影，给“做了很多事却没有得到回报”的自己提供了意义和共鸣。
记者发现，那些喜欢把《搏击俱乐部》挂在嘴边的男拥趸，绝大部分是泰勒的追随者。即便大卫·芬奇在影片最后明确质疑了“泰勒”所代表的男性统领方式，但部分影迷眼中只有又帅又猛的布拉德·皮特，无人在意没有姓名的爱德华·诺顿。
有趣的是，尼采的哲思同样被误读过。众所周知，阿道夫·希特勒主导的纳粹主义就曾深度引用“超人”思想为自己辩护。文艺作品的解读永远无法逃离时代的烙印。二十多年以来，在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思想的接连渗透下，失落的男人变得更失落，继而愤怒，《搏击俱乐部》的生命力恐怕只会越燃越烈。
但起码对于喜欢凝视黑暗的大卫·芬奇而言，“雄起”绝不是生命的答案。
尾声.
人类都很变态
大卫·芬奇有一句名言：“人类都很变态。”
所以在他的影像宇宙中，变态是常态。芬奇偏爱能给人留下心理阴影的电影，正如他看完《大白鲨》后再也不敢去海里游泳，他也希望观众看完《消失的爱人》后回家吵架。
大卫·芬奇的标志性手法之一，是把极其丑陋的东西拍得像艺术品一样精致而美丽。这一特质在《七宗罪》《搏击俱乐部》《消失的爱人》中可以被轻易察觉，但即便在他最“正常”的剧情片《社交网络》中，芬奇仍然在对一段美丽的关系、一项美丽的事业，刨根问底。
这种变态的反叛，几乎让人想起把一个涂鸦小便池扔进美术馆的杜尚。他们都是艺术和电影界的异军，因为极度热爱这门艺术，以至于他们无法忍受愚蠢的教条和技法，那么反叛是必然。
但反叛不意味着无法与市场交流。《消失的爱人》主演本·阿弗莱克对大卫·芬奇的称赞颇为精准，他说他拥有“艺术家的品味，工程师的思维”。点开一部芬奇执导的类型片，他绝不会让你无聊，信息的铺陈、节奏的把控、镜头的构思，每一样都由他精心控制。难怪摄影指导杰夫·柯林威斯将他和《七宗罪》的John Doe视作同一类人。
喜欢大卫·芬奇的人大抵都是变态的，因为这个导演最残忍的能力，是逼迫你与悬而未决共存。他的故事里多的是真相近在咫尺但就是破不了的悬案；杀死了杀人犯却一无所有的警探；烧了自己家还炸了大厦的精神病人。
很难想象，一个导演能同时拍出痛快淋漓和如鲠在喉的感觉。
尼采曾说，“要想探索现代人灵魂的全部，你就必须坐在它的每个隐秘角落里进行观望——审视我们的欲望野心、我们的痛苦折磨，以及我们的幸福。”
从这个角度看，大卫·芬奇是好莱坞不可多得的野心家。
参考资料：
The Vice Guide To Film S01E04 | Vice
大卫·芬奇大师课
The Men Who Still Love “Fight Club”，Peter C. Baker | The New Yorker
《攀登尼采》约翰·卡格 | 理想国
《致独特的你：人格心理学40讲》，王芳 | 看理想
《人心之谜：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的思想宇宙》，杨照 | 看理想
撰文：林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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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图：《搏击俱乐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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